一、明清川南彝族地区社会背景简述
   川南西昌凉山地区，秦汉以前称古邛都国或邛都部落，汉称越嶲郡，隋唐为嶲州，南诏称建昌府，元称罗罗宣慰司，明为四川行都司，清称宁远府，民国称宁属（西康省辖），这一地区属彝族聚居区。明洪武四年（1371），明廷在凉山东部置马湖土知府，弘治八年1495年改为流官知府。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朝廷在凉山西部置四川行都指挥司，治地建昌。
   凉山（西昌）北接川西平原，南连边垂云南，“川滇锁钥”。自古以来为内地通向西南边地和印缅等国的重要通道。西南丝绸之路经由此地，自汉代起先后有清溪古道，沐原川道，阳山江道，以及润盐古道由北向南延伸至云南。历朝商贾和移民沿这几条通道往来活动，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古道常受破坏而致交通梗塞。明初整治古道，置马驿管理，道路基本畅通，明未清初，世道不靖，古道又复梗阻，康熙年间加以整修，于古道线置铺、塘，派驻铺、塘兵丁管理，古道得以畅通。
     历史上,自川滇古道开通，先后有汉族移民迁入川南彝族地区，元代在川南、云南姚安路军民总管府地区实行屯田，“沿金沙江及清水河地区，渐成以汉族为主”。明代，于川南、云南布政司的姚安府彝族地区置卫所、营堡，实行屯田。明初，屯驻官兵达58000多人，官兵及其妻室绝大多数是汉人，除军屯户外，还有一些内地汉人分散在卫所从事农垦。
    明清时期，川南黑彝抢掠财物，驱赶土司，家支械斗，致使该地区社会经济倍受摧残。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战祸连连。先有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出入，后又有吴三桂叛军北伐取川，祸及川南。大量人口死于战祸或逃亡，一些明代已经开垦的地方“埋没于荒烟蔓草中，良田沃野化为深林密箐，鼯鼪猱獭游戏之场”，随战乱平息，清政府着手安定地方，恢复农耕，招徕流民，鼓励开垦，于是移民又陆续迁入川南彝族地区。
     二、西昌谌氏始祖碑
     2006年在耳坞山恢复重建西昌始祖谌忠及夫人周氏的合茔。并镌石“明皇刺(注：应为“敕”)封昭信校尉侯谌忠老大人周氏老孺人之墓”。碑文内容是族中年长者，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东山黄瓜窑始祖谌忠墓祭扫时，抄录保存。
     谌忠父亲谌其政，是祖籍江西瑞州府高安县五里村二保第十三甲乐全公子正夫公三子瑞宝公的长子，次子为生，三子其达。这段记载是西昌族胞中1949年前曾阅读过《西昌谌氏家谱》者，回忆所记。经查，五里的谌氏家谱世系总图，正公夫生育四子，瑞宝公最小，瑞宝生五子，次子其昌出继益宝为子，长其宗，三其恭，四其政，五其达。其政及以后未记载。所回忆的西昌谌氏家谱记载和江西五里世系总图内容吻合。
     昭信校尉，是武散官名，金始置，正七品。元朝升为正六品。明朝为正六品初授昭信校尉，清朝废【注：可参考清朝袁赋谌《重修始祖荣公遗像记》：“始祖（袁可立）以武功起家，于明太祖征伐著勋，封睢阳昭信校尉，遂家于睢（睢阳）迄今三百余年”】。
分析得出：
1、谌忠是以六品武官“昭信校尉”的身份在西昌落基发展。
2、谌忠父亲谌其正（应为政）同时入川，应为西昌谌氏一世祖，谌忠应为二世祖。
3、谌忠父亲既然是其政公，谌忠应为“是”字辈排行，和洪武辑谱的是宁公同辈。
4、明洪武时，江西五里谌村已经开始使用四十字的派歌。
5、为何谌忠和三个儿子没有按派歌取名呢？是当时的习惯，还是有其他原因？应进一步考证。
6、谌忠估计是在明武洪年至永乐年间去世。
    三、谌母尹氏墓碑的文史价值
    这是明崇祯元年（1628年）镌刻的一通碑，1990年发现于耳坞山谌氏家族墓地。碑身通高1.8m，阔约0.8m。下有插榫，碑质为当地的红砂石，顶部呈圆弧形，靠圆弧部份有阴刻图案：一轮红日照耀着一鱼正跃出水面。水图紧接着有长约0.6m，高0.15m长方形条，横向排列的阳刻四字“百里侯封”。接着从1.5m处往下到底，正中是竖排的宽约0.15m的阳刻文字“皇明赠显妣太孺人谌母尹氏大之墓”。碑右边竖向阴刻“千里来龙坐已山亥向回龙脉三分”。碑左边竖向阴刻“崇祯元年岁在戊辰仲冬吉旦男贵州新贵知县士选次男士彦，孙廪生作新、艾、谋、凉（三字横排，字迹模糊）立石。
(一)关于贵州新贵县及知县谌士选
    长男士选贵州新贵县知县，新贵县即相当于今日贵阳的范围和地位。于明朝万历十四年（1586年）置新贵县，万历十九年（1601年）升贵阳府为贵阳军民府，新贵县属并为府治。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设贵州巡抚驻贵阳军民府。新贵县属并为省府治。清康熙五年（1666年）移云贵总督驻贵阳，二十六年（1687年），省贵州卫、省贵前卫，置贵筑县与新贵县同城，改贵阳军民府为贵阳府。三十四年（1695年）省新贵县入贵筑县。新贵县共历110年。由于谌公士选任新贵县知县，约在1586～1628年之间。而居贵阳修文的谌公文燧（定夫公裔孙）在这一时期，恰好在新贵县任军职官员，后被朝庭敕授安远将军。修文史志记载明万历至泰昌年间谌文燧率兵在新贵县清水谷龙一带屯兵，以防扎佐、青山、底寨三长官司作乱。谌公士选与谌公文燧是否同期为官，甚至有族亲间的深切交往，今天已不得而知。但谌氏家族一文一武在明朝新贵县任官，的确有证据已经证明。
     同时，结合当今谌氏在西昌的人口数量，还可以看出，明未清初，纵然有张献忠的农民军出入，有吴三桂叛乱北伐时，西昌作为重要的战场等战争因素影响。但西昌地区的人口，特别是汉族人口还有相当的数量，这比巴蜀大地幸运许多。
二）碑文的五个谌氏廪生
     廪生，即廪膳生员，科举制度中生员各目之一。明朝府、州、县学的生员每月都由公家给予廪膳，补助生活，名额有定数。明初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每人月给廪米六斗。
    崇祯元年的碑文，记载了西昌谌氏家族其中一个家庭两兄弟谌士选、谌士彦的五个儿子，全部为公家供养的科举廪生，名额占县学的四分之一，州学的六分之一，府学的八分之一，是不多见的教育奇观。
    这也充分说明，明朝谌氏在西昌十分重视教育，并且人才辈出，在西昌的社会地位应该是比较高的。而谌母尹氏起的作用更是决定性的，同时也说明大（小）凉山的尹氏也是书香世家，与谌家门当户对，有关明朝西昌谌家的姻亲尹氏的源流，也需进一步考证，以获更多历史信息。
    （三）碑文中的“百里侯封”
     百里侯，是县级最高行政长官，旧称县令、知县，今称县长，台湾地区的县长，仍被民众和媒体称为“百里侯”。
     古代“百里侯”官阶虽不过区区七品，但因是当地民众所见到的最大官员，其政绩、清廉、个性、才情直接成为朝庭的形象代表。
     对“百里封侯”初不甚理解，网上查找也少有介绍。但郭沫若家族的家谱文献中也有“百里侯封”的描写，所以我确信在明朝，凡知县之类可称为“百里侯”，在重要的记述方面用“百里侯封”更显庄重，以及主人对其官职来源的严格确认。
    因谌士选是朝庭任命的新贵县知县，故在其母亲的墓碑上特别镌刻上“百里侯封”四字，我想其含义还有对母亲尹氏的感恩，也有荣光永留的意思。
     四、明谌公士选及陈氏合葬碑
     此碑于1990年代在耳坞山发现后原址重立，碑高约1.8m，为当地红砂石阴刻，风化严重，有损伤，字迹基本能看清楚。中间，阴刻两竖排主碑文右“明显考文林郎谌公讳士选之墓”左“明显妣贤孺人谌母讳陈氏之墓”。右边侧竖向阴刻“万里来龙已山亥向加龙脉之分”，左边“崇祯肆年贰月拾柒吉旦男廪生作“新、艾、谋、凉”（横排四字）孙□□□□立”。
    谌士选四个儿子成为廪生，足见其教子有方。而崇祯四年所立碑，比其母尹氏碑晚四年。即在谌母尹氏去世几年后，谌公士选也仙逝，去世时，年龄约在50～60岁之间，而其母应在70～80岁间去世，该碑和谌母尹氏碑刚好能互证相关信息。
     五、清朝谌母宋氏墓志铭
      这也是耳坞山谌氏家族墓地发现的一块残缺的墓志铭阴刻石，内容主要记载了谌母宋氏享寿七十余，家业房产子女等内容，应为清嘉庆年间厚子辈为忠字辈谌母宋氏所立。因时间紧，没能仔细考辨，希西昌族胞能继续整理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