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长发升
鼎谌之礼
解放前五粮液的前身“长发升”一直是尹伯明在经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肖俊生的论文《民国时期四川酒业的发展》也提到，“经营五粮液的尹伯明，曾经主持了以共产党为骨干的宜宾民智印刷社和正康字号商社，1946年当选全国商会联合会代表,出席南京的成立大会。”
该论文还提到，当时宜宾长发升玻璃酒瓶瓶身一侧贴商标,“另一侧贴圭形注册标记。上部梯形处印有‘注册’等字样,下部矩形处印有‘明代老窖’、‘独家生产’、‘请认准商标’、‘庶不致误’、‘叙府尹长发升，小鼓楼街32号’等字样”。
人也。这就是古代造酒之法，已是公开的秘密。若讲酿酒工艺，古制十分明了，《周礼·天官·酒正》：“辨五齐（注：五齐读若剂）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缇齐、五曰沈齐”。而实践操作就各得其要领了，难怪被世人传得很神秘，酒人就讳莫如深了，这也不足为奇。尹长发升祖传深谙其要领，故世代擅用杂粮酿酒，其德在传人，其功在师傅。尹长发升到了第十七代传人绍洲先生，基本形成用料大米、高梁、包谷、大麦、荞子之定制，后经第十八代传人伯明先生改进用糯米代替大麦。也曾一段时间购水湿米（当年宜宾附近江面曾发生粮船遇险），配料酿酒以节约食粮，至于“用大米怕遭踏粮食”，只是俗传。尹长发升后来还置地种粮酿酒，长年储粮50吨以上，从未间断生产。
五粮液酒材配方，业内和民间多有传闻，伯明先生亦曾向宜宾市政府提供过所谓清末民初的“陈氏秘方”：荞子成半（15%）黍半成（5%），大米、糯米各两成（各20%），川南红粮用四成（40%）。而由邓子均自己表白称1932年“秘方”：荞子38斤、饭谷32斤、红粮28斤、包谷10斤、酒谷8斤。此方据邓子均于1956年参加宜宾市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发言稿抄录，五种粮食配方共重116斤，分别占32.8%、27.6%、24.1%、8.6%、6.9%。
绍洲先生和伯明先生，于民国前后数十年间，先后与上手（酿酒技师）赵铭盛（陈三功之徒）、赵范先（盛之子）、贺福臣（先之甥）通力合作，所生产的五粮液陈年佳酿，成了后来形成规模生产五粮液的基础母酒。赵铭盛曾师承温德丰酒业陈三功，即世人所传五粮液“陈氏秘方”之人，而被传得神乎其神的邓子均，即赵铭盛之徒，是一位非常敬业的人。据邓子均之孙邓自强于1993年5月5日，在原宜宾市《戎州时报》著文《“五粮液”鼻祖邓子均春秋》称：其祖父邓子均自1898年从南溪老家来宜学徒，1910年与人合伙做土酒生意，1915年与兰登山，肖戒凡合伙顶下“温德丰”，更名“利川永”，才跟师傅赵铭盛学酿酒，1932年用多种粮食酿出“五粮液”酒。而尹长发升经杨惠泉提名的“五粮液”，早在1912年前已扬名叙府。
民国时的宜宾酒业，有一条不成文的行规，即全城烤酒技师，往往也是几家主要糟房（酒厂、作坊）的技师，时无总技师之称，技师亦称客师，酒行业称“上手”，有的身兼烤酒和曲酒勾兑技艺。然而，尹长发升还请有高名的勾兑高手马绍文、秦用之、郑子衡几位师傅。1932年，伯明先生接掌尹长发升后，长期担任宜宾县酒行会（后称酒业同业公会）会首（综称会长）。及至40年代，革命和祖业两不误的伯明先生，潜心研制其五粮液酿制，对其出酒、勾兑、窖陈，进行科学试验，在全城酒业作坊（糟房）率先引进温度计、湿度计、酸碱度测试剂、酒精浓度测试等，大大改进了传统工艺，开五粮液科学酿制之先河。同时，尹长发升粮仓的通风防潮设施与粮食、曲药分仓储存，试行电动磨粉、制曲新技术等，都早于其他同行酒业各糟房作坊。
五粮液酒的创制，客观地讲，是宜宾酒业的共同财富，绝非一个人的发明，绍洲、伯明先生，只不过善于扬长避短，推陈出新，得益于这两位革命老人早年求学的广识博闻，以及父子二人所信奉的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头脑分不开的。尹长发升的历史，在民国时期的地位与作用，据新修《宜宾市志·第十四篇非公有制经济》引《宜宾县商会史》载：宜宾县酒业同业公会，1943年仅有18家会员户，包括酿酒作坊和销售酒字号，尹长发升大曲作房产业最大，是“前店后厂”酿造与销售兼营。1948年有15家会员作坊，尹长发升是首户。会长是“全恒昌”老板孙望山。另据前宜宾市委统战部长舒厚钟，为政协宜宾市委员会《宜宾文史资料选》酒文化专辑作序称：解放前，尹长发升经营酒业，是宜宾烤酒大户，除主要生产大曲酒外，还独家生产“杂粮酒”，初名“御用杂粮酒”，只作馈赠亲友和自家宴客之用，后经本地前清举人杨惠泉建议以“五粮液”取名。后来宜宾县商会会长姜柏年（注：姜为1929—1930年的宜宾县第八届商会主席），开初欲同孙望山（注：孙于1943—1948年担任宜宾县酒业同业公会主席，全恒昌酒业老板）联名生产此酒，企图垄断市场，孙考虑到与尹家多年友好关系，借故推荐“利川永“老板邓于均生产，从此五粮液就有两家生产，邓的产量很小，实际上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停止生产，只剩下尹长发升一家。解放初，粮食供应紧张，人民政府对酒类实行专卖政策，并限窖限产实行联营生产，仍然只有尹长发升的16口窖在继续生产。其他厂没人烤，后来又提出把利川永邓子均的两个窖来搞试验。真正窖好，还是长发升。
该论文还提到，当时宜宾长发升玻璃酒瓶瓶身一侧贴商标,“另一侧贴圭形注册标记。上部梯形处印有‘注册’等字样,下部矩形处印有‘明代老窖’、‘独家生产’、‘请认准商标’、‘庶不致误’、‘叙府尹长发升，小鼓楼街32号’等字样”。
人也。这就是古代造酒之法，已是公开的秘密。若讲酿酒工艺，古制十分明了，《周礼·天官·酒正》：“辨五齐（注：五齐读若剂）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缇齐、五曰沈齐”。而实践操作就各得其要领了，难怪被世人传得很神秘，酒人就讳莫如深了，这也不足为奇。尹长发升祖传深谙其要领，故世代擅用杂粮酿酒，其德在传人，其功在师傅。尹长发升到了第十七代传人绍洲先生，基本形成用料大米、高梁、包谷、大麦、荞子之定制，后经第十八代传人伯明先生改进用糯米代替大麦。也曾一段时间购水湿米（当年宜宾附近江面曾发生粮船遇险），配料酿酒以节约食粮，至于“用大米怕遭踏粮食”，只是俗传。尹长发升后来还置地种粮酿酒，长年储粮50吨以上，从未间断生产。
五粮液酒材配方，业内和民间多有传闻，伯明先生亦曾向宜宾市政府提供过所谓清末民初的“陈氏秘方”：荞子成半（15%）黍半成（5%），大米、糯米各两成（各20%），川南红粮用四成（40%）。而由邓子均自己表白称1932年“秘方”：荞子38斤、饭谷32斤、红粮28斤、包谷10斤、酒谷8斤。此方据邓子均于1956年参加宜宾市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发言稿抄录，五种粮食配方共重116斤，分别占32.8%、27.6%、24.1%、8.6%、6.9%。
绍洲先生和伯明先生，于民国前后数十年间，先后与上手（酿酒技师）赵铭盛（陈三功之徒）、赵范先（盛之子）、贺福臣（先之甥）通力合作，所生产的五粮液陈年佳酿，成了后来形成规模生产五粮液的基础母酒。赵铭盛曾师承温德丰酒业陈三功，即世人所传五粮液“陈氏秘方”之人，而被传得神乎其神的邓子均，即赵铭盛之徒，是一位非常敬业的人。据邓子均之孙邓自强于1993年5月5日，在原宜宾市《戎州时报》著文《“五粮液”鼻祖邓子均春秋》称：其祖父邓子均自1898年从南溪老家来宜学徒，1910年与人合伙做土酒生意，1915年与兰登山，肖戒凡合伙顶下“温德丰”，更名“利川永”，才跟师傅赵铭盛学酿酒，1932年用多种粮食酿出“五粮液”酒。而尹长发升经杨惠泉提名的“五粮液”，早在1912年前已扬名叙府。
民国时的宜宾酒业，有一条不成文的行规，即全城烤酒技师，往往也是几家主要糟房（酒厂、作坊）的技师，时无总技师之称，技师亦称客师，酒行业称“上手”，有的身兼烤酒和曲酒勾兑技艺。然而，尹长发升还请有高名的勾兑高手马绍文、秦用之、郑子衡几位师傅。1932年，伯明先生接掌尹长发升后，长期担任宜宾县酒行会（后称酒业同业公会）会首（综称会长）。及至40年代，革命和祖业两不误的伯明先生，潜心研制其五粮液酿制，对其出酒、勾兑、窖陈，进行科学试验，在全城酒业作坊（糟房）率先引进温度计、湿度计、酸碱度测试剂、酒精浓度测试等，大大改进了传统工艺，开五粮液科学酿制之先河。同时，尹长发升粮仓的通风防潮设施与粮食、曲药分仓储存，试行电动磨粉、制曲新技术等，都早于其他同行酒业各糟房作坊。
五粮液酒的创制，客观地讲，是宜宾酒业的共同财富，绝非一个人的发明，绍洲、伯明先生，只不过善于扬长避短，推陈出新，得益于这两位革命老人早年求学的广识博闻，以及父子二人所信奉的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头脑分不开的。尹长发升的历史，在民国时期的地位与作用，据新修《宜宾市志·第十四篇非公有制经济》引《宜宾县商会史》载：宜宾县酒业同业公会，1943年仅有18家会员户，包括酿酒作坊和销售酒字号，尹长发升大曲作房产业最大，是“前店后厂”酿造与销售兼营。1948年有15家会员作坊，尹长发升是首户。会长是“全恒昌”老板孙望山。另据前宜宾市委统战部长舒厚钟，为政协宜宾市委员会《宜宾文史资料选》酒文化专辑作序称：解放前，尹长发升经营酒业，是宜宾烤酒大户，除主要生产大曲酒外，还独家生产“杂粮酒”，初名“御用杂粮酒”，只作馈赠亲友和自家宴客之用，后经本地前清举人杨惠泉建议以“五粮液”取名。后来宜宾县商会会长姜柏年（注：姜为1929—1930年的宜宾县第八届商会主席），开初欲同孙望山（注：孙于1943—1948年担任宜宾县酒业同业公会主席，全恒昌酒业老板）联名生产此酒，企图垄断市场，孙考虑到与尹家多年友好关系，借故推荐“利川永“老板邓于均生产，从此五粮液就有两家生产，邓的产量很小，实际上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停止生产，只剩下尹长发升一家。解放初，粮食供应紧张，人民政府对酒类实行专卖政策，并限窖限产实行联营生产，仍然只有尹长发升的16口窖在继续生产。其他厂没人烤，后来又提出把利川永邓子均的两个窖来搞试验。真正窖好，还是长发升。
